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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学说与洛阳——玄学形成于此
发布时间:2015年04月07日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流哲学。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与之相对应的,在现实社会中就是以君尊臣卑为代表的一套伦理规范(当时称为名教)。到了汉末,社会陷入大乱,统一了四百年的汉帝国开始分裂,由大一统帝国相维系的儒教信仰也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士人开始探讨儒教伦理的依据,追问宇宙、社会、人类的本原,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抽象的玄远深微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哲理讨论就被称为玄学。玄学讨论的参与者是名士,曹魏、西晋时期,洛阳作为首都是名士荟萃之地,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也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玄学的发展包括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和东晋玄学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为玄学的发生、发展期,最后一个阶段出现了佛玄合流,属于尾声。前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何晏和王弼、阮籍和嵇康、裴颜和郭象,这几人都主要在洛阳生活和工作,因此,洛阳是玄学的形成地和发展地。据《晋书》记载:西晋政权统一天下之后,东吴的文化精英陆云被召赴洛阳,途中夜晚迷了路,忽然望见草丛中有火光,走近看时,发现是一处人家,便住在那里过夜,这家有一个潇洒青年,他和陆云一起谈论老子,说的道理都非常玄远深微。天明后,陆云离开,遇到朋友说起这件事,朋友告诉陆云过夜的地方并没有人家。陆云于是再寻找那个地方,发现竟是王弼的墓地。陆云是东吴人,本来不懂得玄学,从此之后,谈论玄学突飞猛进。这个故事虽显得离奇,但却说明一个事实,玄学本是在以洛阳为中心地域发展的学问,东吴灭亡之后,处于强势的洛阳学风挟胜者之威笼罩了整个中国,玄学随之流播到大江南北。玄学家融合道家、儒家的理论,围绕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深入讨论,他们所推崇的是自然。如王弼以无为本,他认为无形无名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依据,事物自然而然地客观存在着,宇宙本体的最大功绩在于顺应事物的自然之性,没有其他任何作为。郭象以“独化自足”为宗旨,他指出“造物无物”,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发生和存在的,“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他们都肯定“物无妄然”,认为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之理”,即一种必然性。而这种“所以然之理”的根本特性,在玄学理论中也就是“自然而然”。汉代主流哲学的走向是神化圣人(圣王),魏晋玄学突出“自然”这一概念,扭转了这种“造神”运动,对中国哲学或文化非宗教化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这是魏晋玄学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一个影响。自然界是一个没有尘世痕迹的自在之物,比人更能体现玄学家的哲理感悟,因此魏晋名士开始“以玄对山水”,对自然进行了全新观照,如左思说“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顾恺之形容会稽山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些话都表现了一种对自然之美的新鲜活泼的浓酣趣味,虽然典型体现中国文化意趣的山水画、山水诗的定型虽然尚待后日,但其艺术精神却由此确定下来。魏晋玄学的方法论是言意之辨。玄学论天道不拘泥于构成质料,而是深入探讨本体存在;论人事则不看重有形的具体的迹象,而专注于神理妙用。在玄学家们看来,具体的迹象是可说的,是有名有言的;而抽象的本体,则是无名绝言而只能意会的。因此,玄学家主张人们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迹象上,而要去意会抽象的根本。玄学的这个主张,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得意”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在创作方面,中国古典文艺最注重立意,提出文以载道,技巧表现上则要传神;在欣赏方面,中国传统则最注重得意于言外(形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诗情画意”“韵味”“境界”等概念,也都不是语言、形象所能明白表达的,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