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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青铜器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29日

  青铜是在红铜中加入锡、铅、锌后制成的合金,因泛出一种青青的色彩,故名之为“青铜”。人类铸造青铜器有5000多年的历史,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青铜器处于石器、木器、铁器、金银器之间,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继原始社会的彩陶之后的第二个艺术高峰,是人类从利用木、石等自然材料制造工具向利用冶炼技术制造新材料的进步,是人类改造自然在认识和技术上的划时代的变革。

  就考古材料来说,目前公认最古老的青铜制品是距今5000多年前甘肃东林县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大约在夏代,青铜工艺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考古材料看,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已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兵器,发展到比较复杂的空体容器和乐器以及装饰品。商周时期的青铜冶铸技术所产生的青铜艺术,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其青铜器造型可谓琳琅满目,出现了许多新品种,风格奇特。无论是食器的鼎、鬲、簋、甗、盨,酒器的爵、觚、尊、壶、卣、罍,水器的盘、鉴以及武器的戈、矛、钺、剑等,都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征。尤其是青铜酒器的品种和数量之多,在古代世界中是没有先例的。其纹饰图案丰富多彩,作风繁缛,具有青铜器发展鼎盛阶段上的雍容典雅、富丽堂皇的气派。加之广泛使用浮雕装饰,使器物造型美观,耐人寻味。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弱,诸侯争霸,青铜器型和花纹设计一改过去的宗教神秘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我国古代青铜器进入了“新式期”。其特点是形式多样,花纹工整细腻,新颖别致。这一时期错金银、错红铜、包金银、鎏金和细线刻镂等新技法开始被发明和应用,特种工艺加工青铜器品闪烁着美丽的光辉。特别是战国时期,礼器减少,实用器增多,纹样趋于写实,当时已能使用浑铸、焊接、熔铸等各种工艺,往往透雕、镶嵌、鎏金等结合使用,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秦代以后,青铜器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如货币、灯具、印章、铜镜等,大型铜器很少。两汉铜器崇尚实用,趋于朴素轻巧,设计取材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汉以后,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青铜器的制作主要是一些小型的生活用具,大型铜器基本绝迹,而且逐步为新兴的瓷器所代替。
  中国青铜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而饮誉海内外。数量巨大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遗存主要来自地下的发现,其中有些是古代发现保存至今的,也有很多近代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出土物。古人把贵重的青铜器掩埋于地下,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种情况是祭祀之后埋于地下的(如山川之祭的埋祭);一种是在战乱之时,把家族的祭器和财物埋入地下的窖穴,后来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逃离未能再归故土,这些掩埋物便成为无主的财物一直存留下来。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更多的属于贵族人物死后的随葬品。可惜历代盗墓之风甚炽,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大宗墓葬随葬物的数量不是很多。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在统一的时代风格之下,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不同的器类、同类器物的不同作品有着不同的审美表现,有的雄伟、有的瑰丽、有的端庄、有的轻灵、有的典雅、有的朴厚、有的秀美、有的稚拙。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青铜器就其用途而言,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器、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具有“藏礼”作用,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中国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制度在青铜器上的“物化”,用以表明奴隶制等级制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一大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形制有别、大小各异、纹饰多样的青铜器皿具,通过不同的组合和搭配,以器的多寡与不同的组合形式来显示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贵族的价值,具体体现在青铜礼器的使用与埋葬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例如在商代盛行以觚、爵配对组合。一般奴隶主贵族墓葬常出一觚一爵。身份高的则多埋藏几套。西周则盛行鼎、簋组合。尤其当时形成“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种组合体现了一定的功能。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造型紧密结合。纹饰是青铜器美丽的着装和语言,又是商周两代青铜器的灵魂。它以其奇妙的想象,生动的表现、精巧的构思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把青铜器装扮得楚楚动人。它可以传达出丰富的情感,是当时的人们进行心灵交会的桥梁。通过这些美丽的纹饰,青铜器本身也成了丰富的文化意蕴的象征。由于年代久远,许多纹饰的确切内容、装饰的用意很难再弄清楚。不过,各类纹饰发展变化的脉络还是清晰可辨的。古代青铜器纹饰种类繁多、变化万千而又互不雷同,显示了工匠艺术家在程式限定的范围内表现出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精神。
  中国青铜器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鸿篇巨制不少,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可以说,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部《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大量青铜器上铸刻有铭文,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发展留下历史的印痕,为先秦古史、古文化、古科技史等方面研究留下了确凿的文字证据。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金文)一起成为解读商周社会的金钥匙。由于中国古代社会赋予青铜器以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及其在艺术创造上表现出的非凡的智慧和才思,因此,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突兀的位置。
  洛阳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是古代青铜器铸造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自清代末年至今,洛阳出土青铜器达数万件。洛阳青铜器的历史萌芽于龙山文化时期,始于夏代,兴盛于商周,更新于春秋战国,一脉相承,发展脉络清晰。早在河南龙山文化时期,洛阳东干沟、汝州煤山遗址中已出土铜渣、坩埚和凝固的铜液。洛阳的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偃师西亳商城遗址、北窑西周墓地、东周王城和金村陵区均是青铜器集中出土的区域,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青铜器。其中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被称为“天下第一爵”。对于研究我国青铜器历史、探索青铜器发展源头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另一件是该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也是国宝级珍品,在兽面纹青铜框架上,镶嵌着几百块绿松石至今未见一块脱落,足证制作之精工。这件铜牌饰是夏代巫师们所佩戴的面具,有沟通天与地、人和神之间联系的功能,是研究夏代宗教信仰的珍贵资料。
  洛阳商代青铜器除偃师商城遗址集中出土外,伊川、涧西等地也有发现,器形有尊、斝、爵等,尤以青铜方罍最为突出,纹饰以兽面纹为主体,是商代森严等级政治制度和敬神崇巫精神世界的反映,是商代青铜器中难得的佳作。
  洛阳是西周青铜器出土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这反映了成周洛邑(洛阳)与宗周镐京(西安)作为西周王室的两个重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20年代,洛阳马坡就以出土着名的令方彝而享誉海内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又先后发现西周墓800余座,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尤以北窑西周墓地青铜器更为引人注目。这批铜器制作精美,器类繁多,是王室器物的代表。其中以食器、酒器、水器等为主,且不乏精美之礼器,凝重严整、瑰异庄严,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是奴隶社会威严“礼制”的产物。此外,还出现有不少罕见的新器型,如方座簋、双面人器座、人形车辖等。北窑西周墓出土的许多铜器还铸有铭文,如“王妊”簋、“叔造”尊、“召伯虎”盨、“太保篝”戈、“丰伯”剑等,这些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均系西周王室的高级贵族,说明该墓地是一处西周贵族的墓地,对研究西周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除了青铜器实物,洛阳还发现了规模巨大的西周王室青铜用器铸造遗址。遗址位于洛阳北窑墓地附近,遗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1974年发现。出土有熔铜炉、烧范窑、生产工具和大量的陶范,其中的熔铜炉还装置有鼓风设备。研究表明这里是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
  东周时期,随着平王迁都洛邑,洛阳正式成为东周国都。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洛阳作为国都所在地,文化遗存极其丰富。洛阳文物工作者先后在东周王城内外发掘1000座东周墓,大批青铜器相继问世,出土的青铜器集中分布在东周王城及东周王陵区。不过遗憾的是在民国年间,东周最大的帝陵区惨遭盗掘,大批青铜珍品流失海外,成为洛阳历史上最严重的盗墓惨案,至今令洛阳人痛如锥心。1982年中州路南战国陪葬坑出土青铜器达147件,如此之多的青铜器在洛阳还是首次发现。这些青铜器器型高大,纹饰繁缛,除铸有各种常见精美的蟠螭纹外,还出现了人与虎、豹、鹿等兽搏斗场面的狩猎纹图案,特别是错金银青铜器的大量发现,不仅标志着战国青铜铸造仍处在一个发达的阶段,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清新、活泼、生机勃勃的气息,这正与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局面相适应。东周王城内战国墓出土的铜器组合清楚,等级分明,以五鼎、四豆(或簋)组合较为多见。如1981年西工区八一路战国墓出土铜鼎5件、铜豆4件、铜编钟16件、铜壶4件,其中两件铜壶通体饰凤鸟纹和人与虎、豹、鹿、野牛、翼兽等搏斗场面的图案,其各类形象刻画极为生动,可谓战国时期珍贵的艺术精品。特别是1981年洛阳西工区出土的错金银带流铜鼎,铸作精工,精美绝伦,可与金村错金银器媲美。
  洛阳汉代铜器崇尚实用,设计取材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青铜制品大都为简洁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纹饰素朴简括,造型轻巧又富想象力,华贵之器多以鎏金或金银错为工艺。洛阳汉代的青铜工艺,仍然显示出独有的魅力。尤以鎏金工艺突出,1987年东郊汉冢出土的鎏金圆雕铜羽人,造型生动,神态诡秘,极为罕见。洛阳已发掘3000多座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铜器,实用器物无不具备,特别是铜镜的制作应用日益普及,纹饰题材广泛,浮雕手法熟练且多样化,更有一些大型铜镜出现,颇有“汉家风范”,上刻铭文多带有“师出洛阳”、“工以洛阳着名”等,印证了洛阳是驰名的铜器产地之说。
  洛阳唐宋青铜器以铜镜为大宗。不仅数量多,纹样丰富,而且还远销外域,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产品。特别是唐镜无论是造型、装饰题材,还是铸造工艺都别具一格,在我国铜镜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铜镜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呈多样化,充分表现出浓郁的“盛唐气象”。在洛阳出土的唐镜中,海兽葡萄镜、王公王母铭带画像铜镜、四瑞菱花铜镜、葵形云龙纹铜镜、月宫海龙双鸟纹铜镜、鎏金银箔鸟兽纹铜镜、银壳鎏金菱花镜都是其中的珍品。一些特殊工艺镜如金银平脱镜、螺钿人物故事镜更是中国铜镜发展到鼎盛时期的经典之作。
  一件件、一组组的洛阳乃至中国青铜器,其精美的装饰图案恰到好处地给我们一种肃穆、典雅、庄重、狞厉的神秘之美。它们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统一体,这种集铸造工艺及文化内涵于一身的青铜器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一、夏代青铜器

 

  
   (一)乳钉纹铜爵

 



  1975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高22.5厘米。长流尖尾,圆腹圜鋬,束腰,三足为菱形且细长,腹部有鋬,流近口处有菌状短柱2个,腹部的一面有两道宽1.2厘米的凸线,两线间横刻装饰5个乳钉。乳钉纹铜爵在二里头遗址出土众多青铜器中最为特殊。虽形体小巧单薄,无复杂纹饰,它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精美的青铜容器。造型精美,铸作精工,堪称稀世珍宝。

  (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1984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高16.5厘米。长圆形,面微突起。正面以长方形绿松石片规整地镶嵌成兽面纹。铜牌两侧上、下有相互对应的4个半圆形穿孔,可系绳。这件铜牌出土时置放在墓主胸前,很可能是一件佩戴饰品。该铜牌制作考究,它是首先铸好一个双目兽面形的镂空框架,即在背面没有任何依托的情况下以数百块绿松石嵌粘而成,尤为称道的是这件牌饰历经3000年未松动一块,可见其嵌粘工艺技术是相当高超的,是极罕见的艺术珍品,更是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可以说它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这种铜器的发现标志着我国夏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镶嵌技术。

  (三)方格纹青铜鼎


  1987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通高20厘米。敛口,平底,有3个四棱锥状足,沿上有2个环状小耳,鼎腹上有不很规则的阳线方格纹。此青铜鼎虽然纹样、铸造还显得粗糙,但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而且是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铜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多件青铜器,如铜爵等,但铜鼎以往还没有。这是目前唯一一件夏代青铜鼎,开中国古代铸造青铜鼎之先河,堪称国之瑰宝。它的出土以实物明证了河洛地区是青铜鼎最早的故乡。


二、商代青铜器


    (一)饕餮纹铜尊

 


  1974年洛阳偃师城关乡塔庄村出土。高25.5厘米。敞口,肩平折,鼓腹,下腹微收,圈足,颈饰2道弦纹,肩饰云雷纹和连珠纹。腹部主题纹饰为饕餮纹4组,饕餮纹上界为连珠纹,圈足上有3个“十”字孔。该尊是偃师商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铜尊,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保存完好,是研究商代早期青铜铸造工业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子申父己”铜鼎


  洛阳伊川出土。高20厘米。敞口折平沿,立耳,浅腹,圜底,下有3个鸟形扁足,鼎身装饰着精美的3组花纹,其中上下为斜角云雷纹,中间为蝉纹。器底内铸铭文“子申父己”4字。该器制作工艺高超,造型和纹饰都很精美。尤其鸟纹扁足,颇为罕见,是一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商代青铜器。此种形状的铜鼎在全国也不多见。

  (三)饕餮纹铜觚


  1963年洛阳市郊墓葬出土。高20厘米。该器为喇叭口,深腹,直壁,喇叭形足。腹部以云雷纹铺地,饰主题纹饰兽面纹。圈足内底有铭文。该觚造型精致,花纹细腻,且经科学发掘,时代确切。对研究商代青铜铸造工艺和商代酒俗具有一定价值。

三、西周青铜器


 (一)“歴”铜爵


  1985年洛阳西周墓出土。高22.5厘米。伞状柱,位于接合部稍后,直腹,圜底,三足外撇,兽头与一足正对,腹上部饰饕餮纹。内壁有“歴”、“作父丁宝”铭文。该铜爵造型优美,花纹精细,带有作者之名和以往曾见过的族徽符号,对于研究西周初期我国民族融合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兽面纹铜方鼎





  1977年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高36厘米。长方形,折平沿,方唇,立耳,四柱形足。器身四面饰以云雷纹衬地的饕餮纹,鼎身四周均装饰突目兽面纹,兽面双目圆突,牛角形粗眉,形象生动。形体方正高大,纹样庄重、威严、肃穆。整个造型质朴精致,纹样异常工细,铸造异常精工。几乎没有锈蚀,在商周青铜器中是极罕见的珍品。如此之大的西周方鼎全国发现仅有几件,洛阳仅此一件。

  (三)“叔牝”铜方彝



  1924年洛阳小李村出土。高32.6厘米。体形较矮,盖作四阿形,全身满饰三层半浮雕花纹,主体纹饰为饕餮纹,间饰凤鸟纹,制造精美,造型端庄,盖做成古建筑的屋顶形,极似商周王室宫殿建筑的大屋顶。更为可贵的是,盖与腹内铸有相同的铭文“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3行12字。据考证为周文王之妃太姒赐贝给其子成叔武制作的青铜器,即为王室重器。对研究西周上层贵族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中的珍品。

  (四)兽面纹铜方座簋




  1977年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高36厘米。侈口,鼓腹,圜底,喇叭形圈足。腹有2对称的象鼻兽头耳。圈足下有方形座。簋腹和座四侧均饰饕餮纹,圈足饰夔纹。内底有铭文“作宝彝”3字。形体方正高大,纹样庄重、威严、肃穆。是西周早期周人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件食器。上为双耳圆体簋,下置方座,是洛阳地区唯一一件特殊形制的铜簋。

(五)人形铜车辖



  1966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高22.5厘米。车辖上部为一跪坐人俑。人俑头部为单圆高发髻,下以镂孔帽相束,帽带系于颈下,上衣宽边右衽,腰系宽带,前面下垂。俑下有辖椎,俑背有一长方形轴饰。车辖上部的跪坐人俑是西周时期不可多得的写实文物,其衣饰为西周衣饰服装提供了重要资料。该器上之人俑当是奴隶,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状况和奴隶低下的地位。造型别致,铸工规整,对研究西周车马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六)镂空兽头铜车饰



  1964年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高11.2厘米。镂空兽头状,张口露齿,头部有变形饕餮纹、窃曲纹、蝉纹等,空中一铜球,摇动作响,下有插孔。这是西周时期一套较完整的铜车马器构件之一,对研究西周时期的车马器构造具有重要价值。

  (七)夔龙牛首纹铜车饰



  1964年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高18.6厘米。由两部分组成,上部椭圆形,饰以夔龙纹,夹以平行弦纹,下部梯形面,上饰牛首纹。是西周时期的铜车马器构件。

  (八)“兽”字铜当卢



  1964年洛阳机瓦厂西周墓出土。纵19.5厘米。“T”字形,中间有一圆泡,上面连铸两个歧角,下端垂一长方形鼻梁,上有两个兽面纹。该器系科学发掘,时间准确,且制作精细,纹饰清晰,是洛阳地区出土的较为典型的西周车马器。

  (九)夔龙纹铜甬钟






  1986年洛阳西工区612所西周墓出土。高41厘米~24厘米,仅残存4件,该钟器体厚重,铸造精细,花纹讲究,经测正侧鼓发音不同,为洛阳历来出土编钟之佳品,反映了古人用乐随葬的悠久习俗。有特别重要价值。


四、东周青铜器



  (一)蟠龙纹莲盖方壶



  洛阳西工区春秋墓出土。通高60.5厘米。椭圆形,长方形口。上带壶盖,铸造成盛开的莲瓣形,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长颈,垂腹,圈足。颈腹部有蟠龙纹。腹两侧有对称兽头。器型高大,纹饰精美。结构严密精巧,制作工艺繁缛,是春秋时期铜器中的珍品佳作。


  (二)“齐侯”铜盂




  1957年洛阳中州大渠春秋墓出土。通高43.5厘米。侈口,宽折沿,鼓腹,圈足。腹上部有4个对称的回首卷尾龙形兽耳,腹部饰有两周宽大环带纹,圈足饰重环纹。这是洛阳地区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可称为盂中之王。尤为珍贵的是其腹壁铸26字铭:“齐侯作朕子仲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由铭文得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齐襄公)为其次女儿仲姜所做的陪嫁品。齐侯铜盂的时代当在春秋晚期,和史料记载的周齐之间通婚事件正相符合,因而此器很可能是周齐之间联姻的遗物。它对于研究当时周王室与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周齐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蟠螭纹铜簠



  1960年洛阳中州大渠春秋墓出土。高19厘米,长33厘米,宽22.5厘米。直口,平唇,斜壁折腹。器体呈浅斗形,两耳为兽首形。长方形圈足。其四边中部各有一凸形缺口。通体饰蟠螭纹。盖与器形制相同,唯口沿下饰三角云雷纹。制作精细,纹饰清晰,是洛阳发现的春秋时期较为典型器物。

  (四)“哀成叔”铜豆



  1972年洛阳玻璃厂春秋墓出土。通高24.7厘米。敛口,腹稍鼓,高柄圈足,带盖,上有握手。素面,内底铭4个字。洛阳出土的“哀成叔”铜器是哀成叔的后人为他做的殉葬品,上刻的铭文集中记载了哀成叔出生于郑,后宦游到周(即洛阳)侍奉康公,当了家臣后的史料,目的是希望他死后永远侍奉康公。这反映了奴隶制度下,宣传忠于主人的思想,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材料。


  (五)铁足铜鼎



  1993年洛阳道北锻造厂战国墓出土。高21.6厘米。敛口,浅圆腹,附耳,瘦高蹄足。带圈首拱盖,其外饰凸弦纹两周,间铸3个立式环形钮。鼎为子母口,腹下部微鼓,圜底。足为铁质,其中一足在近腹处,较另两足粗大。外部包裹一层铜片,并且在腹内和足对应的部位有补铸痕迹。鼎肩部及盖上均有修补痕迹。鼎内残存鸡骨,腹部有烟熏痕迹。此铁足铜鼎系经科学考古、墓葬发掘。时间、地点确切。铁足铜鼎的形制及铸造工艺与中原地区的铜鼎有明显不同,而与湖北荆州包山楚墓出土的铜鼎鼎足分铸的铸造工艺相同,具有楚器风格,这件铜鼎可能是从南方传入中原地区的,说明当时楚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技术。该鼎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对研究东周时期周王室与楚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六)金村镬鼎



  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高60厘米。敛口,圆唇,鼓腹,圜底,双附耳,三兽面蹄足,三环钮盖。腹饰变形三角云雷纹。此文物系典型东周青铜礼器,体量大,美观。金村位于今洛阳市老城东北邙山脚下,金村附近都是周朝的墓葬区,墓葬随葬文物1928年~1932年间被外国传教士盗掘运出国,幸存在国内者微乎其微。金村大墓出土的文物,大多都很精美且形制特殊,艺术价值颇高。

  (七)銎戈




  1978年洛阳栾川战国墓采集。长13厘米。系青铜铸造,其表面涂锡一层,厚度约0.1厘米,呈灰色。戈援直出,上下刃有磕损。下有銎,可装柄,两侧各有一孔,可钉缠缚固,銎上卧一鸟,头向援,尾向内。鸟头钩嘴瞩目。銎的两面中间有云龙纹,造型纹饰精美。该銎戈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之一,体态造型精致,特别是以写实的动物图案,给人静中有动的美感,其表面的纹饰线条,反映了当时的高超工艺,也反映了时代的革新和奴隶社会的崩溃。

  (八)“繁阳之金”铜剑



  1974年洛阳西工战国墓出土。长45厘米。剑保存完好,至今仍十分锋利。剑鞘由象牙制成,剑身有错铜蚊脚书“繁阳之金”4字。“繁阳”在战国时属楚地,在汝南鲷阳县(今河南新蔡北),是古代着名产铜之地。这件铜剑的出土,证明繁阳在中国古代是着名的产铜之地,也反映了赢得名誉的楚国兵器是采用了优质的原料和先进技术。

  

  (九)透雕四凤纹铜方镜


  1988年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纵11.3厘米。又叫“夹层镜”。方形,小桥钮,四花钮座,四凤透雕纹饰凤身体成“S”形,全身饰细小斜纹以为羽毛,镜缘为垂环纹,四角为环乳饰,正面平中心微凸。该器制作工艺精巧,纹饰内容丰富,布局别致,是青铜镜中的珍品。

  (十)嵌玻璃珠山字纹铜镜


  1992年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直径14.5厘米。该铜镜背上有六山纹装饰,在山字纹中间还镶嵌了白色同心圆玻璃珠。战国六山镜本来就罕见,而这件铜镜上还镶嵌具有西域文化特征的玻璃珠,尤显珍贵,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可谓国之瑰宝。

  (十一)铜齿轮


  1976年洛阳西工战国墓出土。轮径4.2厘米。由单模铸成,中为方孔,周列斜齿40个,体积小,铸造比较精密,保存完好,反映出战国时期机械零件铸造的精密和当时手工业机械生产的进步,是一件重要的中国古代工艺实物资料。


五、汉代青铜器



  (一)玄武衔杯铜水注

 




  1988年洛阳新安电厂工地出土。高45厘米。龟形,爬行状,头直伸微抬,口衔一耳杯,背有曲形长蛇,龟背中心有一小孔通龟腹,腹空,可盛水,龟口有一小孔可注水入杯中。该水注造型生动,设计合理,构思巧妙;汉代以“四神”为素材绘画之风盛行,但用玄武造型做实用器实为罕见,它既是文房用品,又不失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二)兽形铜水注



  1974年洛阳偃师南蔡庄乡采集。长16厘米。兽形水注,暗绿色,兽头张口露齿,两眼圆睁,口衔耳杯,腹空,背部有一圆孔,插圆环形盖,器身有凸起的羽毛,四爪纹饰清晰,器身前后各有一小蟾蜍。该水注铸造工艺复杂,构思巧妙,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融艺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对于研究汉代冶铸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三)郡国五铢铜钱范



  1986年洛阳西工区出土。纵26厘米。长方形。一边有二鼻,一边有内凹,3个方形缺口,14个钱样呈两排,每排7个,中间有一条凹线。该钱范出土于洛阳王城公园,即西汉河南郡所,它一方面印证了西汉河南郡造郡国钱的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为研究郡国五铢的区分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鎏金凤首铜带钩



  洛阳出土。纵7厘米。该带钩系凤鸟头作弯曲状为钩,钩体饰羽毛纹,钩背一钮,呈圆形,饰缠枝花草纹。该带钩造型构思新颖,做工精细,且有鎏金,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五)鎏金铜羽人



  1987年洛阳东郊汉墓出土。通高15.5厘米。羽人通体鎏金,长脸、深目、高鼻、阔嘴、修眉,颧骨隆起,大耳出颠,长发后翘,肩背生翼。跽坐状,身向前伸,穿一无领紧袖交襟长衣,两手捧方形与圆形管座,神态极其诡秘。汉代把羽人也称为仙人或真人,是栖息于山上并能飞升的一种神人。鎏金铜羽人的出现与汉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幻想的“羽化登仙”的宗教思想有关,在装饰内容和形式上反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幻想世界,表现出了汉人非凡的想象力。

  (六)人形铜镇



  1996年洛阳新安电厂工地出土。高9.5厘米。一组4件,均为袒肩裸臂的男性形象,或前趋、或后仰,展现了4人博局的戏剧性场景。此组人形铜镇形体轮廓简练,面部表情丰富,姿态生动,角色分明,达到形神俱佳的效果,同时惟妙惟肖地记录了汉人生活场景,是汉代有代表性的铜塑艺术品。

  (七)铜鸠车



  1976年洛阳偃师采集。高4.8厘米。由车体和拉车兽两部分组成,车身为一昂首静卧的鸠鸟形状,长尾作叶片状,鸠背驮一雏鸠,两侧有车轮,各有辐条10根,鸠腹前饰一环鼻,鼻内系带与前面兽相连,兽作拉车状。该鸠车造型精美,比例适当,制作精良,构思奇巧,是铜器佳作。

  (八)长宜子孙夔龙连弧纹铜镜



  1954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直径15.6厘米。圆形,半球钮,圆钮座,钮两侧直铭“君宜高官、长宜子孙”8个字。纹饰为变体夔龙纹。外连弧纹,宽缘,镜面微凸。该镜造型规整,纹饰清晰,保存完整。


六、晋代青铜器



  鎏金铜架



  2004年洛阳新安西晋墓出土。通体鎏金。架座为3个支架,每个支架分上、下二节互相衔接,上节中部各伸出一钩,钩下内侧有一环,以铜链互相连接。蹄形足。架座上一铜人双手交置前胸作跪坐状。造型别致,极为罕见。


七、唐代青铜器



  (一)长柄焚香铜炉



  洛阳龙门唐神会墓出土。高9厘米。一端有鎏金兽,蹲居于莲座上,长柄呈凹槽状,前接一喇叭形炉,有盖,盖中有一孔。该器造型别致,系唐代禅宗七祖神会墓随葬品,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唐代佛教用品。

  (二)塔顶铜盒



  洛阳龙门唐神会墓出土。高15.3厘米。盖顶呈塔状,饰七层相轮,下为碗形,底为高柄圈足状,上下扣合呈球形腹。造型优美,出土于禅宗七祖墓中,是研究佛具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铜净瓶



  洛阳龙门唐神会墓出土。通高33.2厘米。高柱顶盖。长束颈,肩部有流,流上有盖,圆鼓腹,下腹收敛,平底。该器系科学发掘,时间准确,制作精细,出于唐禅宗七祖神会墓中,是研究唐代佛教禅宗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葵花口铜碗



  2000年洛阳洛龙区东明小区唐墓出土。高3.5厘米,口径11.3厘米。六瓣葵花形,敞口,弧腹,圈足。腹内外錾刻鱼子纹为地的6株枝花,碗内中心饰一瑞兽,圈足内刻一折枝花。花纹细腻清晰,极为难得。

  (五)海兽葡萄镜



  1984年洛阳宜阳出土。直径24.6厘米。圆形,兽钮。镜背浮雕海兽葡萄纹样。制作工艺高超,浮饰内容丰富,主题突出,是唐代铜镜中的珍品。这种铜镜出现于唐高宗年间,在武则天时期颇为流行,至玄宗后期渐渐消失。瑞兽葡萄镜以圆镜为多,也有少量方镜,镜面一般分为内外两区。学者们认为葡萄纹样来自波斯与拜占庭,进入中国后与四神十二生肖、瑞兽等纹样结合起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装饰纹样。

 

八、宋代青铜器



  山水鹏雁纹铜方镜



  洛阳宜阳城关镇采集。直径12.5厘米。方形,龟钮,荷叶形钮座。面平,微鼓。造型新颖,铸造有树木及花鸟纹,纹饰优美,为宋镜中之佳作。